间谍这样的极端身份有着非常细腻的描写。一个情报工作者在国家大意之前首先他是一个人，他在无法相信任何人的状态下，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即便是这样也依然难免落入别人的棋局。然而，操控他的人又何尝不是另一枚棋子？无形的政权较量都要以具体的人作为代价，间谍的命运更是这样。在这部小说中你会发现有一些在出场时看起来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那些人只是行动中的一环而已，在完成自己阶段任务的一瞬间立刻就会被抛弃，那种失落和尴尬会透过文字无情的传达给读者。间谍特工不再是光明伟岸的，也不是神秘冷峻的，而是根本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卑微的打工人。

 

个人在谈谈谍战题材中离不开的国家大义。柏林电影中有不少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间谍之间的对话，我认为很值得思考。东德间谍将一切个人问题都置于政权之下，所以为了成就大局而牺牲个体是必然的，必须的。为了信仰为了实现理想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包括自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而利马斯无法承受自身道德与任何主。主义之间的分歧，他什么都不信，不信上帝也不信任何，正当他厌恶间谍工作，厌恶利用别人，厌恶被别人利用，也从心底里厌恶这样的自己。也许是因为无法放弃个人的情感和道德，也许是无法承受双重身份的折磨，最终利马斯选择走向自我的毁灭。这之间的矛盾无法简简单单的套嵌进对与错的框架。

 

我们现在去归纳总结，只能说是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无奈与悲哀。柏林电影的特殊视角，让这部出版于1963年的间谍小说充满了新鲜感，他不再是007那种定型化的人物，而是让间谍回归了现实。这种真实感让当时的读者和媒体把目光移向了创作者约翰勒卡雷，他那时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大使馆中的一名外交官因为写的太过细腻，记者都认定约翰勒卡雷一定就是间谍。否则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只有间谍才知道的细节？在很多次发布会和采访中，面对记者的质疑，约翰勒卡雷都说不不不，我从来没当过间谍。直到有一次一位记者称英国情报机构的上层对外已经泄露了这个事实，大家才恍然大悟，乐卡雷真的就是间谍。